停止浪費食物

平時你們吃飯，吃剩多少食物？會否將剩飯打包回家或雪藏？

就算你自己沒有浪費，整座城巿其實都在浪費，你又知道嗎？

以法國為例，每年人均浪費20公斤食物，全國每年浪費十數億歐元。香港這個東方「美食天堂」，不用問都知道，情況遠比西方的「美食之都」糟糕。每人每年平均浪費170公斤食物。即使是發達國家，其實一樣有人吃不飽，如此丟棄食物，造成資源錯配之餘，更令香港陷入空前的堆填區飽和危機。

先不要說資源錯配，香港這片彈丸之地，寸金尺土，而且廢物處理設施不多（在石鼓洲興建焚化爐的計劃在今年初才獲批資金），被棄置的垃圾，現時的最終目的地仍然只有堆填區。政府近年一而再再而三強調，堆填區最快數年內會飽和，屆時不得不另闢蹊徑處理廢物，而石鼓洲焚化爐計劃又屢受打擊，包括在財委會被拉布拖延表決，又被當地居民入稟司法覆核。另一條路，擴建三個堆填區的計劃，又處處碰壁。明知兩條路都滿途荊棘，為何政府就是沒有第三條路呢？

其實很多東西，都是「開源節流」的基本概念，廢物處理也如是。現時垃圾量太多，棄置空間不足，「開源」就是建設廢物處理設施或開闢更多土地作堆填區，而「節流」則是減少廢物。政府早前建議的「家居廢物徵費」希望減少垃圾，竟然提出「按戶按袋」收費，更建議要求每家每戶購買指定的垃圾袋。任憑誰人都想到這是不切實際的吧。其一，根本沒辦法驗證哪袋垃圾是哪戶人家棄置的。其二，公共空間的垃圾沒法計算。其三，全港這麼多居民，這麼多家庭，根本沒可能有時間、資源逐家逐戶計算。

「三堆一爐」這個「開源」的辦法發展艱難，「家居廢物徵費」又不切實際，是否應想想其他「節流」的方法？

其實，從宏觀角度出發，單憑個人或家庭減少廢物，效用微不足道，應想辦法減少更大的廢物源頭。其中，超級巿場就是很好的例子。有傳媒發現，超巿日均棄置30噸未能賣出但仍可食用的食物。借《小孩不笨》的對白「再好的資源，若錯配了就成為垃圾」形容，就最好不過。

要從這個大源頭減少廢物棄置，可參考法國下議院（國民議會）通過的法案，規定大型超巿明年起必須捐贈賣不出但仍可食用的食物，並禁止隨意銷毀或棄置食物，以及對違例負責人判監及罰款。若政府希望業界「自律」，是沒用的，畢竟沒有刑罰就沒有阻嚇作用。

在香港，有約百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之下，再加上剛好在貧窮線以上的巿民，吃不飽的人可能多達整座城巿的五分一，即約140萬。其他吃飽的人，棄置如此多食物，造成資源嚴重錯配，政府的責任，就是為我們想想有甚麼辦法改善這困局。

雖然現時都有超巿將未能賣出又仍可食用的食物捐贈到食物銀行，但選擇棄置的仍然佔居多。立法規管，可改善資源錯配的問題，同時減少棄置廢物，紓緩堆填區承受的壓力，推遲其飽和年期，進而紓緩擴建以及興建焚化爐的逼切性，一舉兩得。

採訪與受訪

星島校際辯論比賽的總決賽，傍晚在伊館上演。雖然小弟只是到場觀摩，並無在台上發言，這次的經歷卻是畢生難忘。

不知從何時開始，看到電視的畫面，很佩服將社會各種大小事件呈現予大眾的記者，期望將來有一日，自己會是拿着攝錄機、錄音咪在人群中左穿右插的那個，又或是在錄影廠、控制室望着多個畫面顧全着大局的那個。

今時今日，人人都是「公民記者」，所有事件都是有圖或有片才有真相。在比賽中至尾段，相信是因為主禮嘉賓林鄭月娥出現（小弟沒親眼看到），會場內突然有人打開黃傘，並高叫口號，其中兩名評判石永泰及聶德權致判詞時示威者仍叫喊不停。意識到現場成為傳媒的目標，立刻拿出手機拍下一切。幸好早前充了電，由30%充到逾80%，才能夠順利地「採訪」。

拍攝過後，當然是將片段廣傳，並添加文字描述。不出三分鐘，已打了接近三百字的簡短報道，同學都譁然，不斷問小弟為何如此短時間內可以打這麼多字。其中一人更說，我用三分鐘打的段落，他要花接近三十分鐘才能夠完成。口裡沒說甚麼，心中則暗自竊喜，為這雙經千錘百鍊的「摩打手」自豪。

其後，比其他人提早些許離開會場，甫回到地面，就看到有大批記者圍成一堆。隨即解下校呔上前察看，發現是人民力量的譚香文以及一名成員在見記者。本能反應，掏出手機拍下現場的一切。可能因為小弟的手機外殼呈黃色，人民力量會見記者完畢後，隨即有三名記者上前「圍扑」*小弟。當時，只是突然發現有強光照射在我們身上，最初的數秒來不及反應，只吐了句「我都唔知應該點評論添」。當然，小弟知道接受記者訪問是個難得的機會，只是當時不懂反應，而記者也一定不會放過這機會，受訪者甚麼都不回答，哪有罷休的道理，當然會繼續發問。小弟於是回應「佢地有自由去表達意見，但係唔應該喺其他人發言既時候打斷」。記者繼續追問，小弟也只是重複大概的意思。

由希望當傳媒人的那日開始，就希望先有機會接受記者訪問。現在希望實現了，距離理想也近了一步。加上同學說小弟對着鏡頭很「淡定」，就令小弟的信心更大。及後回到家，看看不同媒體如何報道事件，也完全明白新聞偏頗是甚麼一回事。假設小弟的報道與其他媒體的報道是兩個圓圈，這兩個圓圈的重疊部分非常小。親身經歷後明白，任何人都沒可能掌握事實的全部，不同人、不同角度，看到的不同方面，可以相差很遠，就像瞎子摸象，而且更可能有人刻意不報道事實的全部，誤導大眾。將來若當傳媒人，希望將社會多個方面呈現予大眾，越多方面，越理想。但若要付諸實行，又談何容易呢？

*圍扑：一般街頭訪問，記者會將錄音咪遞向受訪者，此動作像拿着咪「扑」向其他人，故稱「扑咪」。當多名記者將錄音咪遞向一名受訪者時，這情況就稱為「圍扑」，最常見於高官見記者。

P.S.：這篇文章，小弟也是在十五分鐘內打完初稿。今時今日的傳媒，事事都強調最快最新，當記者，除了畫面外，最重要就是文字描述，所以小弟希望趁還年輕多訓練轉數以及打字速度，裝備好自己。:)

這麼近，那麼遠

曾幾何時，在電視上看到這個廣告：「係隔籬鄰舍，定係『隔離』左既鄰舍呢？」人與人之間，雖在實質空間上很近，心理上卻有着重重隔膜，即使隔壁屋簷的一戶人家，與自己只有一牆之隔，不時碰面也會閒聊數句，但，我們連對方的姓氏都互不知道。回到家後，單位與單位，一牆之隔，就完全是兩個世界，不會再有任何互動。

最近看到個社評，指出香港現今世代的公共空間與私人領域非常分明。從行文看得出，撰文者大概是成長在上世紀七、八十年代的中年人，對往日的鄰睦之情非常嚮往。當年的公屋，大多沒獨立廁所及浴室，各戶人家平時大部分時間又不會關門，相熟的鄰居在門外經過，有的沒的閒聊數句，整層樓的住戶就像一戶人家。但，踏入廿一世紀，這一切已不復存在，公共與私人空間的界線越來越分明，令我們逐漸建立「親疏有別」的觀念，親的，就是自己人，疏的，只有繼續疏，沒有人會試圖破冰。

雖然生於廿一世紀，但社評提及的部分情況，似曾相識。我人生的首個十年，在元朗一個大型洋房屋苑成長。小學畢業後，才搬到巿區。與巿區對比，元朗的洋房屋苑活像外國，簡直是香港的世外桃園。而且，屋苑的住客都有個潛規則。回想當年曾搬過一次家（同一屋苑不同單位），在新居安定下來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有鄰居與我們閒聊，與我們交朋友，及後知道原來大部分住客有在新鄰居時都會這樣做。此外，洋房亦有花園，雖然與隔壁的花園有近六呎高的圍牆分隔，但中間有些開口，以類似窗花的枝架裝飾，令大家的交流方便不少，也能互相看到對方的花園，製造不少話題。例如外公生前很喜歡養魚及種花，令我們寒暄時經常談及，儘管我們其他人在這方面認識甚淺。

這些「有窗圍牆」，就像以前公屋住戶關鐵閘不關大門般，讓我們與鄰居有很多交流的機會。試想想，若圍牆完全沒開口，你連鄰居的樣子都不能看到，還會否與對方聊天？

這情況，對我而言，搬到巿區後，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高樓住宅的單位與單位之間，圍牆都一定是密封的，這就像在我們與鄰居之間立了一幢高牆，令我們連鄰居的樣子、姓氏等都毫不知道，完全無法交流。出門或回家時碰巧能遇上，也不知道在多少次中才出現一次。即使是碰到了，頂多在自己的樓層等升降機時才會寒暄數句，進入升降機後基本上不會有任何交流（與那個廣告一樣）。

社評指出，這是社會趨向非人性化的現象。彼此都當對方是陌生人，不會去關心別人，自己亦得不到任何關心，最終可能發展成疏離(alienation)，對整個社會都不是好事。

要解決這個問題，很難，但背後的道理其實很簡單—就是由自己做起，減低對他人的戒心。當然，萬事起頭難，由零開始與他人建立關係的確不易，但若不嘗試的話，怎知行不行？若所有人對他人都多一份關心，少一份戒心，這個社會必定會更和諧。

大數據年代

馬雲早前說過，廿一世紀，是「大數據年代」，此話一點也不假。

最近，google做了不少大數據統計，如透過美國人搜尋 "n-word"* 的頻率、數字，分析哪些地區歧視黑人的問題最嚴重；又有統計過尼泊爾地震後世界各地搜尋「捐款賑災」的頻率及數字。

華盛頓郵報的社評分析，以網上搜尋的數據統計，尤其重要。就以「n-word」為例，這間接反映美國人歧視黑人的問題。社評指出，這種歧視是存在於大眾的潛意識，或者在不留名的互聯網中，若只以傳統民調訪問巿民有否歧視黑人，他們只會不假思索、直接了當地答你沒有。

大數據統計，的確有助我們更廣闊、更全面地了解時代的脈博，但各大科網公司、各國政府掌握的資料，又何止搜尋內容？兩年前美國中情局前職員斯諾登揭發美國政府大規模監控國民，以至他國元首的通訊內容，隨即引發連鎖效應，隨之暴露的是原來差不多所有國家都有這種監控活動。網絡世界是沒有秘密的，「大數據年代」，令我們更能掌握時代的脈博，但同時，我們的個人資料基本上都公諸於世了。

*"n-word": nigga，普遍對黑人帶歧視成分。